坚 瑞｜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

作者简介

坚瑞，管理学博士，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　　要

　　以数字化转型强化内外监督，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夯实社会发展“绿色基石”的新方向。借助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内部控制质量和分析师关注度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不同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在高管绿色认知水平低的企业、非高耗能行业领域以及制度环境不健全区域中，上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据此，政府与企业应协同发力，强化企业内部治理能力与外部监督力量，提升企业碳管理水平，推进数字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

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并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为绿色发展的重点方向，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企业作为碳排放的关键主体，其碳减排和碳管理工作是我国兑现“双碳”承诺、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而碳信息披露作为碳管理的窗口之一，是企业对低碳减排态度的主要体现，在促进投资结构低碳发展、建立健全碳金融体系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但目前我国只是处在建议推动企业强制性披露环境信息阶段，国家层面的碳信息披露规范和统一标准尚未完善。因而，如何促进企业自愿碳信息披露并提高披露质量已成为当前“双碳”战略推进亟须破解的重大难题。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助推企业发展变革的重要战略选择。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生产、运营、管理全流程的数字化，进而“重构”组织的原有运营模式和业务资源，使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和网络化，减少为追求私人利益的隐蔽管理手段的运用，进一步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同时，为避免陷入“数字化转型悖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更加注重释放与传递诸如风险控制与经营管理等高质量发展信号。实践层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信息化、数字化发展机遇，推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应用数字技术赋能绿色低碳转型。基于此，我们不禁思考，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推进，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能否由此获得提升？如果能，其中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在不同高管绿色认知水平的组织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有何差异？各行业结构属性的差异又是否会引起数字化转型与碳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差异化？此外，由地区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制度差异化是否会使得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作用区域分化？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从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双重视角出发，将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分析师关注度和碳信息披露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基于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对比已有研究，本文研究贡献主要在于：从数字化转型这一视角展开研究，为企业提升碳信息披露水平提供了新思路；将数字化转型研究的逻辑链条进一步延伸至碳信息披露水平，重新审视了数字化价值创造的理论逻辑；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和“数字化转型→分析师关注度→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两条逻辑链条，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渠道机制；探索了异质情境下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差异影响，为政府相关部门、企业管理者等制定精细化决策提供参考。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碳信息披露水平

在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数字化转型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和资源获取整合的新途径，正成为推进绿色智慧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关键动力，对企业碳排放监测、碳数据分析等碳信息管理工作具有重要影响。

从企业碳信息披露的行为动机来看，随着绿色低碳转型战略的持续推进，碳信息披露的质量会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极大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随着企业信息不断规范化和结构化，披露有效的碳信息将有助于树立形象，减轻来自媒体和其他部门的舆论压力，降低投资者的信息风险，以此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获得利益相关者投资和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具体来看：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拓宽了企业内外部信息传递的渠道，大大提升了信息的开放性和可访问性，有效缓解了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帮助投资者在获取企业碳相关准确信息的基础上作出理智的决策，进而增加企业积极披露碳信息的可能性。同时，为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树立良好的低碳形象，企业在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会选择将相关碳信息进行披露。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带动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同时，使其服务意识进一步深化。即企业在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自身经济效益后，更愿意承担环境责任，并在生产与经营管理过程中不断提升碳信息管理水平。

从行为结果来看，通过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企业通过智能化转型，极大提高了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效率以及互动能力，有利于投资者快速收集与处理信息，以进一步增强碳信息透明度，保证碳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具体来看：首先，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可以将传统信息模式中沉淀的信息转化为标准统一、结构明确且可传输的数字信息，为企业的信息管理工作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提升企业对碳排放、碳交易等数据的采集、归纳和处理能力，助力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其次，信息管理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的嵌入与应用降低了人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的程度，减少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混沌节点与信息失真，使得管理过程和信息处理更加透明化，有效抑制了管理层因个人晋升和薪酬等原因采取管理机会主义行为对碳排放和交易进行更改，提高了信息披露的真实度和完整性。最后，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将主体所处的物理环境与虚拟环境相连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进一步形成了智能互联的共创网络，引导多主体积极参与企业产品设计、研发、销售等环节，提高了组织内部资源的配置效率，促使企业有效推进碳信息的披露与管理工作。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H1：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其碳信息披露水平。

（二）企业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与碳信息披露水平

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用数字技术推动企业从传统生产模式向智能生产模式转型，促使企业内部控制过程产生系统性变革，进一步提高了内部控制质量。具体来看：其一，在数字技术作用下，企业的组织架构愈发扁平化和无边界化，有助于营造协同控制的内部环境。其二，借助数字技术，企业可以实时感知风险评估信息的变化，准确且及时地识别出企业业务活动中的问题，并建立有效的预测模型，制定最优应对策略。其三，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可以做到实时收集和分析海量数据，摆脱以往控制活动在时间、地点等传统要素上的束缚，从而增强了控制活动过程中的灵活性。其四，数字化打破了企业间的沟通障碍，将众多原本独立的组织部门形成网络结构，使企业能够实时捕捉外部信息，促进企业内外部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其五，数字化转型企业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有助于提高信息使用效率，进而协助管理层高效识别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起到及时监控的效果。

基于内部控制理论，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集环境控制、风险评估和信息沟通为一体的内控系统逐步得到完善，企业与环境互动时的风险捕获、识别及决策能力得到增强，约束了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增强了企业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透明度，保障了碳信息披露的质量。具体来看：首先，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提升内部控制各环节的效率，进一步增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透明度，从而对员工和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形成内部隐形的监督机制，也为碳排放等信息在企业内外部高效流转奠定了基础，保证了碳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其次，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对内外部海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和结构化处理，从而降低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企业信息的外在表露和内部监测，保证了企业碳信息披露的质量。最后，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可以有效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有效督促管理者及时报告环境污染事件，加以规范自身披露碳信息的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H2：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其碳信息披露水平。

（三）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师关注度与碳信息披露水平

企业由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聚光灯效应”和技术渗透能够增强信息传递效率与信息透明度，从而提升外部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度和信息预测的准确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战略选择。资本市场更易对数字化转型企业生成正向预期。然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信息冗余与信息过载使部分投资者无法准确处理和判断企业信息，只能依赖于外部分析师对信息的收集与解读。对于分析师而言，其通过跟踪与发布企业信息后，可以在市场中展现自身专业能力并获取更高收入，进而更有动力去挖掘数字化转型企业的信息。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供了更强大的数据收集、资源管理和分析功能，在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同时更有利于外部分析师对企业信息的获取与分析，增加了分析师可利用的信息数量，进而促使其信息预测的质量不断提高。

基于市场监督理论，资本市场压力的提升可以带来更强大的社会监督力量，倒逼企业积极披露碳信息。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通过定期追踪公司报告、参加电话会议等方式，实现对公司管理层的外部监控，在信息生成、传递与吸收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而随着分析师跟进的持续深入，企业所面临的资本市场压力会逐步增大，企业管理层受制于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更易披露具有时效性的碳信息。在数字化转型中，分析师可以利用先进数字技术获取更多深层次企业数据，并将碳排放量、碳交易等有效信息充分传达给投资者，保障碳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为顺应“双碳”目标要求，资本市场对于碳信息的关注度和需求度也逐年增长。面对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履责方面的期望水平，出于自身声誉成本的考虑，数字化企业会强化自身披露碳信息的动机，进而提升碳信息披露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H3：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度来提升其碳信息披露水平。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13年中国互联网行业进入移动端时代，数字经济加速走深向实，企业开始大规模推动数字化转型，故本文选取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借鉴已有研究，剔除金融行业样本、ST或*ST样本、数据缺失或异常样本，最终得到13722个年样本观测值。此外，为排除极端值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碳信息披露数据源自和讯网；数字化转型数据源自对上市公司年报的爬取；内部控制指数源自DIB数据库；其余数据均源自WIND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测量

1.碳信息披露水平（LCDI）

现有研究主要利用碳信息披露项目（CDP）所提供的碳信息披露指数、权威机构发布的社会责任评级指标作为碳信息披露水平的代理变量，抑或是通过构建碳信息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所披露的碳信息予以量化。与个人构建的主观性指标相比，和讯网是国内首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测体系的权威网站，按行业制定了上市公司的责任评分权重，并通过专业的内容评分方式来测定企业的环境责任，能够较好地衡量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为此，本文借鉴潘施琴和汪凤的做法，选取和讯网社会责任报告测评体系中的环境责任得分作为碳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标准。环境责任得分包括环保意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环保投资、排污种类数、节约能源种类数五个方面，得分越高说明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为克服数据的右偏分布问题，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2.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

鉴于仅依据是否使用新的数字化流程、信息资产（如IT投资）占比来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准确性问题以及问卷调查对揭示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局限性。本文借鉴张永珅等的研究，使用企业年报附注中无形资产明细项中同数字化转型相关部分（表1）与无形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

3.内部控制质量（IC）

DIB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的内部控制指数，涵盖企业内部环境、控制活动、风险评估、信息沟通、监督检查、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出具评价报告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是否发表意见等7个与内控有关的指标，综合客观地反映了企业的内部控制情况。为此，参考曹越等的做法，本文采用DIB数据库中内部控制指数（除以100）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

4.分析师关注度（LAnalyst）

分析师关注度则借鉴陈钦源等的做法，本文采用关注同一家企业的分析师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来测度分析师关注度。

5.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碳信息披露研究，本文将公司规模（LSize）、盈利能力（ROA）、成长性（BM）、财务杠杆（LEV）、上市年限（Age）、股权集中度（TOP1）、董事会规模（L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ep）、两职合一（Dual）、产权性质（SOE）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基准模型（1）：

为检验前文理论分析提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碳信息披露的路径，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递归模型（2）~（5）：

上式中，i为样本企业，t为年度；LCDI为碳信息披露水平；Digital为企业数字化转型；IC为内部控制质量；LAnalyst为分析师关注度；CVs为上述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此外，本文在控制年度（Year）和行业（Ind）固定效应同时采用了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及中介作用检验

表2报告了基准回归及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对比列（1）和列（2）数据可以看到，控制年度和行业效应后，Digital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由此假设H1得到了支持。

在前述基础上，对内部控制质量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碳信息披露水平中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从列（3）可以看到，Digital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其内部控制质量。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是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效果。而企业积极提升自身数字化能力的最终目标也是促进企业高效率发展。此外，对比列（4）跟列（2）发现，加入内部控制质量变量后，Digital的回归系数在列（4）中仍显著为正，且相对列（2）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而IC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说明内部控制质量在上述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形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提升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正向路径，从而验证了假设H2。此外，为了保证内部控制质量作用机制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Sobel 检验，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Z统计量为3.69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同样支持内部控制质量发挥着中介作用。

接着，对分析师关注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碳信息披露水平中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从列（5）可以看到，Digital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分析师的关注程度。企业实行数字化、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活动既是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积极主动适应数字发展趋势的必要举措，因此市场对于数字化企业的未来发展持有更积极的期望，这将吸引更多分析师的关注。此外，对比列（6）跟列（2）可以发现，加入分析师关注度变量后，Digital的回归系数在列（6）中仍显著为正，且相对于列（2）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而LAnalyst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分析师关注度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形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分析师关注度→提升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正向路径，验证了假设H3。此外，为了保证分析师关注度作用机制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Sobel 检验，发现分析师关注度的Z统计量为3.69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同样支持分析师关注度发挥着中介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处理

内生性的来源主要有反向因果关系、样本选择偏差等，故本文运用下列方法处理：一是倾向得分匹配法。考虑到样本选择性偏差造成遗漏变量，进而造成内生性问题，故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加以克服。以数字化转型中位数为划分依据，引入上述所有控制变量当作协变量，进行1∶1的近邻匹配，并利用Logit模型运算检验。匹配结果显示，处理组中有3个观测值未匹配成功，其余均匹配成功，同时匹配后ATT的t值为1.93，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匹配后样本偏差均在10%范围之内，T检验的结果接受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偏差的假设，表明PSM有效。将匹配成功的数据重新代入模型（1）中，结果如表3列（1）所示，可以看到，above_Digital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前文保持一致。二是工具变量法。考虑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碳信息披露之间可能会由于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即碳信息披露水平高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数字化转型，而碳信息披露水平提高可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原因而不是结果，故采用工具变量加以克服。参考张欣和董竹构建工具变量的思路，选取城市移动电话数量以及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作为工具变量。其合理性在于企业所在地区的通信方式、互联网普及率会从行为偏好等方面影响到信息技术在企业的应用，进而影响企业个体的数字化水平，但不会直接影响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从表3列（2）可以看到，Digital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使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影响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此外，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的值为165.891，显著拒绝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的F统计量为98.31，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为85.392，两者均大于Stock-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的临界值，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不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问题。

2.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本文采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检验。一是替换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借鉴吴非等的做法首先重新测算企业数字化转型（LDCG），即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运用五大类确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再利用Python软件从年报中爬取目标关键词后进行词频统计；最后，采用熵值法为克服词频简单加总的弊端，结果如表3列（3）所示。二是更换模型估计方法。为避免不同城市数字技术应用条件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结果如表3列（4）所示。此外，本文进一步控制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结果如表3列（5）所示。三是滞后效应检验。考虑到数字化转型活动存在长期性且影响碳信息披露水平需要一定时滞，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滞后1期处理，结果如表3列（6）所示。可以看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前文“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碳信息披露水平”的结论是稳健的。

（三）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情境因素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传递至披露碳信息可能存在非对称性效果。为此，本文从企业、行业与地区三个层面进一步探讨其中的差异。

从企业高管绿色认知来看，碳信息披露可以视为是以CEO为首的高管团队凭借自身经验和认知在环境规制约束作用下作出的反馈。因而，高管绿色认知水平的不同，其内部治理方式和信息披露行为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参照已有研究，基于绿色竞争优势认知、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外部环境压力感知三维度，对公司年报进行词频分析以衡量高管绿色认知水平，并以其中位数为标准生成分组变量，结果如表4中的列（1）和列（2）所示。可以看到，在高管绿色认知水平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水平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β=0.070，P>0.1），而在高管认知水平低的企业中显著为正（β=0.054，P<0.05）。这说明数字化转型对高管绿色认知水平低的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绿色认知水平较高的高管对政府绿色政策、绿色制度与市场绿色消费偏好更敏锐，对绿色化发展战略给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有更深的理解，且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意识较强，即使没有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会有质有量地披露碳信息，进而削弱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作用。相较之下，对高管绿色认知水平较低的企业而言，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其打破信息壁垒，更好更快地捕获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进而主动披露碳信息。

从行业类型来看，由于各行业的市场结构、生产方式、要素禀赋等存在差异，进而引起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效应存在一定异质性。因此，根据《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将样本划分为高耗能行业跟非高耗能行业，结果如表4中的列（3）和列（4）所示。可以看到，高耗能行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水平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β=0.286，P>0.1），而非高耗能行业企业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β=0.056），表明数字化转型对高耗能行业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源头，高耗能行业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及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过程中的重点碳减排管控对象，其本身业务活动与披露水平就具有行业特殊性，在政策的推动下，高耗能行业碳信息披露占比较高，因而数字化转型对该类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效用较弱。相较之下，非高耗能行业的企业受限内部治理不到位、制度法规不完善等因素而累积的碳信息披露不完整、披露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较为突出。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利益相关者的青睐，非高耗能行业的企业在数字转型过程中会更加关注自身的环境信息披露状况，并借助数字技术挖掘隐藏的碳信息数据，进一步提升碳信息披露的完整性。

从地区制度环境来看，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存在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无论是在数字化转型还是碳信息披露方面均会存在地区差异。因此，借鉴李晓翔和李春于的研究，以市场化强度的中位数为标准生成分组变量，结果如表4中的列（5）和列（6）所示。可以看到，只有制度环境不健全区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β=0.087，P<0.1）。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正向驱动作用在制度环境不健全的区域更为显著，在制度环境健全的区域则未有显著影响。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会对企业内部决策的制定产生一定影响。制度环境相对不健全意味着制度约束力差、惩罚机制弱，这将导致外部环境无法对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行为产生约束作用，加上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对碳信息披露需求的关注较少，导致企业主动披露碳排放情况的积极性较低。当制度环境相对不健全的区域实施数字化转型，在信号效应的作用下，其能够受到分析师和投资者更多的关注，对碳信息披露的治理效应也更加显著。

五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更是建设高质量现代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当前，在能源、资源等因素制约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任务艰巨，而数字化是助推传统产业低碳转型升级的关键手段。在此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其碳信息披露水平提升是亟待探索的课题。鉴于此，本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水平作用的逻辑框架下，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识别数字化转型影响碳信息披露水平的边界条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第二，从内部治理视角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对组织内部的非理性行为形成监督机制，从而保证了碳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从外部监督视角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引起更多分析师的关注，倒逼企业迫于外部舆论监督压力来强化自身披露碳信息的动机，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碳信息披露水平。第三，在异质性情境因素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传递至披露碳信息存在非对称性效果，即在低水平高管绿色认知组织、非高耗能行业领域以及制度环境不健全区域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二）政策建议

绿色低碳发展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已成为企业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必然选择。本文的实证结果为把握数字机遇和应用数字技术赋能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提供如下建议。

对政府而言，应积极顺应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趋势，加强对数字化发展的支持和引导。首先，政府可通过提供政府补贴等方式为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同时针对采用数字技术实现减排效果明显的区域在用地指标、税费减免、企业融资等方面优先落实相关政策或给予一定的优惠，以此推动企业披露高水平的碳减排等信息。其次，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地方政府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比如，财政、信贷等优惠政策应积极引导国民经济和市场资源向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倾斜，特别对非高耗能行业以及制度环境不健全的区域而言。最后，政府应立足各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充分利用分析师关注等多方外部舆论力量，通过高薪等举措引进高素质的数字绿色复合型人才，引导企业、科研院所与高校开展深度合作，搭建企业、专家、协会组织等多主体的交流平台，重构政、产、学、研协同的跨界融合工作机制，形成数字背景下的“大治理平台”，以积极应对数字赋能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

对企业而言，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强化企业的内部治理能力与外部监督力量。首先，企业管理者应利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建立碳排放检测网络以及绿色低碳发展信息收集反馈的通道，进一步完善对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监测体系，实现实时的、精细化的碳管理。其次，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应积极适应数字治理和绿色发展的新范式，从产品设计、生产、物流和服务等各环节进行智能化管理，推动公司内部治理的改善，提升组织内部的绿色认知水平，协助企业提升自主碳排放管理能力。再次，企业应注重分析师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在积极拓展企业与外部合作的同时，让分析师的评价在企业内部流动，以此激发企业内部的环境治理行为，真正促进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最后，企业应结合所属行业特征、所处区域环境、资源禀赋等情况，制定数字化转型的最优方案。比如制度环境健全区域的企业应积极把握政策红利，协同政策、市场、技术等资源优势，充分发挥数字转型的“助推器”作用，联合打造行业标杆，切实提升企业的碳管理水平；而制度环境不健全区域的企业，应提高其数字化变革和转型的意识，进一步挖掘更多技术潜能，通过互补效应提升碳信息披露水平。

　　〔责任编辑：徐淑云〕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２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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